当前，我们正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。当中美之间距离越来越近，中美之间的博弈也愈演愈烈，不断升级。目前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，可以从经济维度和政治维度两个层面来看。

“经济失衡”简而言之就是，在过去的40年特别是过去20年中，整个世界经济体系可以总结为“一个地球三个世界”这样一种特点。
第一世界以美国为代表，从全球大量的进口，是个消费市场。第二世界是以中东产油国、澳大利亚等为代表的这些国家，出口能源、矿产、粮食。第三世界以中国和越南为代表，是所谓的“世界工厂”，加工制造业非常发达。尤其以中国为代表，通过贸易顺差赚来的钱又到美国的金融市场投资。
长期的全球经济失衡带来了中美两国内部的变化，这种变化日积月累就会在某一个时点出现爆发，2016年特朗普当选总统算是失衡状态的一次总爆发。
未来十年，大国间的博弈会比较剧烈，因为历史发展正好处在这样一个当口，从政治上来看，大国关系的之间的冲突与修复在未来会是一个常态。我个人认为未来十年对中国而言非常关键，中国面临着惊险的一跃，是个较大的挑战，但是我们的基本盘还是比较扎实的。
对于普通人而言，未来考虑家庭财务安排、个人投资，包括对国内经济状况的思考，都要充分的考虑外部环境。无论关注的是科技投资还是整个股权投资，如果不考虑国际关系问题，不考虑外部环境的变化，就无法做出比较长远的投资安排。
中美关系的后续发展与走向众说纷纭。我认为会产生两个结果。
第一，美国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企图得逞，终止了中国的技术高端化路线。
第二，极大地推动中国国产替代化的路径。
我过去的从业经历表明，如果美国继续秉承技术脱钩的路线，很有可能会发生第二种情况。
这次新冠疫情暴发以后，中美之间几乎是没有合作的，但这种全球范围的危机是需要大国之间联手合作的。2008年金融危机时，中美携手实现了比较好的合作。
而这次疫情，美国却对中国领导人发出的倡议置若罔闻，这体现出美国领导力的退化，美国没有承担起该有的领导力，没有联合世界的主要经济体提供全球公共产品。
为了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，拜登应该会重新加入之前特朗普退出的一些国际协定，如巴黎协定等。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合作，可能会成为中美新一轮合作的突破口，在反垄断等方面，中美也可以进行合作。
总体而言，无论是对中国的政府层面还是企业层面，可能拜登的可预见性更强，打法更确定。

科技突围真的是我们当前面临的紧要的问题。因为科技领域太广泛，在此我主要聚焦“新基建”这一当下科技领域的热点。新基建，或者数字基础设施，从投资市场这个角度讲，我们认为它是一轮看得见摸得到的新机遇。当前我国正大力推进的新基建，有点类似于美国90年初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，对于我们而言意味着基础设施的升维。
新基建基本包括七大领域：5G、人工智能、大数据、工业互联网、充电桩、特高压以及城际高铁和轨道高铁，这七大领域中每一个部分涉及到的产业都非常的庞杂。
科技革命、工业革命的发展，以及一个国家和一个产业的进步，都有赖于基础理论的提高。从牛顿力学到量子论，基础理论的进步对于科学技术的进步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。从蒸汽机革命到电气化，再到信息时代，人们的生产与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
从供给端来看，科技创新确实为消费升级提供了动能。我大概划分了一下，科技对于消费会从以下两个方面促进。
第一是提高效率。提高效率或提高性价比，会大幅度降低成本，从而刺激消费需求。比如2020年是典型的“汽车大年”，性价比比较好的日本车系销量都比较好。
第二是创造新的需求。比如微信这些发展的如火如荼的应用软件也在遇到新的挑战，他们也正在不断迭代自己的技术服务形式用以创造新的需求。

无论是科技还是其它领域的核心资产，都强调价值性、稀缺性、安全性以及流动性这四大特点。这些资产形式可能是不动产，可能是消费类里的股票，也可能是头部的科技公司。
从科技产业赛道上来讲，价值性即成长性好，有市场空间；稀缺性即存在技术壁垒，有门槛；安全性要求科技含量高，有立足之本；科创板则为流动性提供了有效补充。
科技赛道既涵盖了新经济、物联网、5G、人工智能等方面，也涉及到企业服务业务，商业航天、通用航空等领域，因此在进行投资时，那些重视研发投入、科技含量高的公司更值得投资。
我们正在逐渐步入注册制时代。
完全意义上的注册制首先是监审分离的，交易所真正和证监会脱钩。其次是交易层面上的改革，恢复“T+0”，取消涨跌停。再有，需要形成一个对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和投行的筛选惩罚机制。
今年的股票市场呈现出两个特点，一是极化效应越来越明显，二是估值推升。在我看来，至少从现在到今年年底，我们正好处在一个估值推升到业绩拉动的转换期，龙头股票的溢价确实越来越明显。
在投资市场上，各有各的套路，只有适合自己的，没有标准答案。希望在当下的重要机遇期中，大家可以认清形势，钻研通透，尽可能地规避风险，把握好转型升级期带来的新一轮投资机会。